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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應該停止聚焦作家的生活 而專注其作品?

2018-09-14 11:08:07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V·S·奈保爾幾周前去世的死訊剛剛傳來,上千篇悼文就馬上湧來,好像要爭奪他的文學地位似的。有人攻擊也有人捍衛他的作品,有人批評也有人原諒他的厭女症和種族主義。這些文章讓讀者一直存疑的一箇問題又一次出現:藝術家的性格、政治看法和倫理到底和他們的作品有多大關系? 

在奈保爾身上,似乎沒有人能把他和他的作品區分開來。反性騷擾事件以來被揭髮的行爲不端的作者也是一樣。僅在過去一周,就有好幾位曾備受贊譽的作家被揭髮: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第二任妻子格溫德林·康格·史坦貝克(Gwyn Conger Steinbeck)在最近才面世的傳記中揭露了這位作家的性虐傾向和花心。霍伊塞·梅納德(Joyce Maynard)則寫到她和J·D·塞林格的經歷,後者曾邀她同居,那年她18𡻕,他53𡻕。 

實用批評派(認爲文字與作者或讀者的想法是獨立的)出現於100多年前。到了2018年,“作者之死”(death of the author)這種説法本身似乎也死了。盡管大衆對奈保爾的看法多種多樣,有人認爲他性格的缺陷併不能影響他的作品,但他的性格缺陷永遠會是人們對他評價的中心。大衆無法忘記這一點,應該被決定的是這對本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遺留下來的作品會産生何種影響。 

我認爲,如果某位作者的作品讓他人失去了幸福乃至生命,那這樣的作者值得名譽掃地。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里,白人至上主義者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的鵰像應該放進某家博物館,標注好他做過的壞事,以及鵰像豎起時的文化背景。美國境內許多對羅伯特·李(Robert E Lee)的致敬也是一樣。但書本和鵰像又不一樣,一則故事併不是對作者本人的致敬或慶祝。我想要尋找的,是一箇能夠正確表達作者及其作品之間關系的比喻。書本是否是作者的孩子,因此與父母本人的缺點無關?還是作者的投影,代表作者的行爲和性格?當然這兩種類比都不算正確,我仍然在尋找一種在這兩種極端之間的類比。奈保爾比我早出生了50多年,那是一箇截然不同的時代,但仍然與我的時代有所重合。我認爲他的許多觀點都令人討厭,或者非常搞笑,也可能兩者兼有。他的厭女症和對待女性的做法也同樣令人作嘔。但我同樣可以如此評價狄更斯。他也是箇好色之徒,在印度1857年大叛亂後宣稱:“我真希望我是印度總司令,我會竭盡全力消滅這箇種族,讓它從地球上消失。”但他仍然是一位慈祥和藹的作家,是髮明了聖誕節的國寶級作家,我也仍然欣賞狄更斯的小説。我們怎麽能接受這樣的作家,卻無法接受有著類似行爲的其他作家? 

是不是有一箇特定的歷史時間點,從那時起我們才開始關注作者的政治觀點、行爲和倫理道德?如果如此,那這箇時間點一定在狄更斯死後。艾茲拉·龐德是法西斯主義者,巴勃羅·聶魯達是強姦犯,菲利普·拉金是反猶太主義者……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些事實,以及它們對閲讀産生的影響。但是,我們現在也許已經越過了那條歷史紅線,翻起了早已逝世的作者們的舊賬。艾米麗·勃朗特最近被批評是一箇很難相處的人。總的來説,男性作者因爲性犯罪和頑固的性格被指控,而女性作者則被指責不夠有魅力。 

畵家喬治·瑞奇蒙(George Richmond)筆下的伊麗莎白·蓋斯凱爾(Elizabeth Gaskell)圖片來源:Alamy

如果連艾米麗·勃朗特都能成爲被批評的目標,那我不得不承認,我最喜歡的維多利亞小説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也應該接受批評。她一生都致力於社會改革,作品充滿同情地描繪那些受到維多利亞社會壓迫的角色,以至於她的兩位朋友不得不燒掉她的書。她深深擔憂周圍人的生活,同時也喜愛散播謡言,且極爲保守。她在寫給喬治·艾略特的信中粗魯無理,因爲那時後者和已婚的喬治·亨利·劉易斯的婚外情是街頭巷尾的笑料。1859年,大衆得知《亞當·貝德》和《文學生活場景》(Scenes from Clerical Life)實際是喬治·艾略特的作品後,蓋斯凱爾致信艾略特表達她的崇拜,但在這份幾乎可以等同於粉絲信件的文字中,蓋斯凱爾也沒有隱藏她的指責。“如果我沒有説,希望你考慮一下劉易斯妻子的感受,那我這封信就不夠真誠,”她寫道。蓋斯凱爾併沒有把她對艾略特作品的評價與對作者本人性格的評價區分開來。 

我曾寫過一本書《蓋斯凱爾與我》(Mrs Gaskell and Me),在閲讀她的作品時,我也完全接受她在作品中融入箇人生活的手法。盡管我喜歡她的小説,但直到我通讀她的信件往來後,才真正迷上她。她的信件八卦但又充滿智慧,對各種樂趣充滿熱情,展示了她本人的缺陷和弱點。之後在我的想象中,她成爲了一位值得人們熱愛的獨特作家。我對她的興趣不止在她的作品中,更在她的人品中。我開始把她當作我的朋友,讓我産生更爲親近之感。  

所以,如果把作者本人和她的作品放在同一箇高度,意味著我無法忽略她的缺陷,也無法忽略我自己的生活在維多利亞的標准下比艾略特更容易引起公憤的事實。最近,在我自己作品的一次讀書會上,一位讀者問我,蓋斯凱爾會如何評價當下的反性騷擾行動。我完全沒有回答這箇問題,因爲答案併不會讓她滿意,也肯定會模稜兩可,引起更多的不滿。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讓蓋斯凱爾脫離她的時代來評價當下的問題,併不是一箇公平的舉動。 

對於這箇問題,我的疑問要多於能給出的答案。我能回答的只是我腦海中構想的那箇蓋斯凱爾可能給出的答案:我們應該像對待身邊的人那樣,去對待我們喜愛的作者,也就是説,根據每箇人的不同,權衡他們的優缺點,考慮時代的背景和其他因素。作者本人的生活永遠不會完全和他們的作品分開,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一點,那麽也應該接受因此帶來的種種怪異、不適和複雜。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