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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背心”抗議、馬克龍的危機與民主面臨的挑戰

2018-12-04 11:55:24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10月底,因法國政府擬從明年1月起加速提徵燃料稅,引髮社會不滿,誕生了一場“黃背心”抗議運動,蔓延至今,甚至從上周六在巴黎香榭里捨大道引髮騷亂後,這周六在巴黎市區多箇地點再次髮衝突、騷亂。馬克龍政府面臨執政18箇月以來一場最嚴峻的政治考驗。

一場非傳統抗議

自馬克龍上台伊始,便著手開始推動一系列重要改革,取消針對富裕群體徵收的一種特彆稅種“社會糰結稅”(ISF),逐步取消居住稅,改革以往過於僵固的勞動就業法,改革法國鐵路總公司等。盡管這些多曾列入其競選綱領,但輪到具體落實,每次改革都引髮很多爭論,尤其是“勞動法”與“鐵路總公司”的改造,更引髮一些抗議罷工,但基本上最終都塵埃落定,得以實現。

但每次,其聲望也都因改革牽涉到的人群而受到一些摺損。此次爆髮的抗議,可謂是這些積累的不滿的一次大爆髮。“黃背心”是每箇駕駛汽車者所必備的裝飾,以備行車髮生故障、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髮生故障時穿戴,以便示警。此次抗議人群把它拿來作爲標志,積聚在各種交通路口、高速公路付費站,攔截車輛,抗議,表達不滿。

與以往有些重要不同的是,此次運動與任何政黨、工會組織等都無關,抗議者自己也宣稱是“自髮與非政治性”的,其社會動員完全是依靠社交媒體,沒有任何代表與組織;抗議者內部也抵制産生代表,對任何所謂具有代表性的代表都表示懷疑;訴求也隨加入的人衆的不同而日漸多樣:取消燃料稅,增加收入,保證退休老年人更高的基本收入,重設“社會糰結稅”(ISF),強化火車運輸,中小學每箇班級的學生不超過25人,恢複一些被放棄的鄉間國家郵政與公共設施服務,設立網站如果一項法案籤名超過70萬就需要拿到議會討論,回歸七年總統制,解散議會,遣返非法移民等等,五花八門。

如果按傳統的政治光譜來分類,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從左到右的各種主張,從很具體的日常生活到很浪漫的想法——提倡幸福的生活方式等。其中不乏相互矛盾、對立的立場。這可能是這場抗議除以社交媒體爲組織動員方式、沒有代表人物之外的另一重要特點。傳統上,社會衝突盡管有街頭抗議的形式,但基本上各種社會組織如工會往往能扮演一種媒介角色,在與政府的談判中最終尋找到一種解決方式。但此次抗議,不僅傳統的政黨無法再扮演原有角色,即使工會組織也不被抗議者認可,而自髮的抗議者中迄今爲止又沒有産生任何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抗議人衆本身就排斥代表的産生,各説各話,只是在對政府不滿這一點上有共識。也因此,處理解決這種衝突抗議的困難大增。當政府表示願意與抗議者代表對話時,卻沒有人願意來甚至敢來與總理對話,因其受到其他抗議者的壓力,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也是因此,不僅對話上陷入僵局,在社會秩序的維護上,困難也極大增加。傳統上法國每次有游行抗議,常常就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流氓混進游行隊伍,制造事端,這是老問題,過去組織游行的工會也會加以注意,警方也有一些應對方案。但上周六與本周六兩次“黃背心”的巴黎游行抗議,盡管人數併不衆多(據統計全法國三周前的抗議蔘加者爲28萬,而最近兩次游行都在十幾萬人,巴黎萬人左右),但因這種游行抗議的無組織狀況,這類打砸搶分子有了可乘之機,再加上一些“黃背心”抗議者的激進化傾向,造成的影響甚大。區彆一箇真正的“黃背心”抗議者與這類裝作是抗議者的搗亂分子也確實很困難,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套上一件黃背心,聲稱自己是和平抗議者。一些法西斯極右翼小組織如“法國民族黨”公開在網絡上號召蔘加這些游行,目的在與警察髮生衝突,制造混亂,將馬克龍政府趕下台,在他們看來,這箇政府具有“社會主義色彩”;另一方面,一些極左翼群體,也極端痛恨馬克龍,視其爲資本主義代言人,也欲去之而後快。這些極端糰體與流氓搗亂分子,是這兩次巴黎香榭麗捨大道、凱旋門騷亂的主要力量;當然,也有一些本是和平抗議者,在混亂中情緒激動,與警方髮生了衝突。

馬克龍的執政風格

正如我們在最近幾年西方國家髮生的一系列抗議中可以髮現的,在全球化、網絡媒體時代,傳統的民主體制正面臨新的挑戰,舊的政黨與政治人物接二連三被人們拋棄。其中,社會分配的不公正,日漸強烈的箇人意識與權益的要求,社交媒體帶來的信息表達與傳遞方式的改變,給這種變化提供了動力與土壤。從西班牙的“憤怒者”到紐約“佔領華爾街”運動,到處我們都可以看到這輪全球化經濟增長分配不平衡所帶來的憤怒與抗議。事實上,法國此次這場自髮抗議,在相當多方面與這些運動有類似的地方。抗議者選擇代表富裕、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箇全球化櫥窗的香榭里捨大道來表達不滿、髮洩情緒,而不去那些傳統的抗議場合如“共和國廣場”“巴士底廣場”等,在筆者看來這本身已經傳遞了某種信息。此次抗議相對來講暴力色彩更加強烈,除了上述提及的法國的抗議傳統中的一些問題外,或許就與法國當下的政治格局、馬克龍的執政風格有關。

事實上,馬克龍可能是法國最早意識到這種社會與政治、文化變動的人物,也是他能夠從傳統的政黨格局中脫穎而出、戰勝對手入主愛麗捨宮的主因。但是,正如歷史上許多事物的辯證髮展一樣,他的執政綱領和箇人風格旣是他的長項,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成爲他的短板。比如,筆者過去就曾認爲,他的不分左右、兼顧左右的中道、實用路線,旣是他區彆於傳統政黨、打破傳統政黨結構、贏得大多數選民支持後勝選的關鍵,也可能內涵一箇執政風險——左右不是人,在政策實施上,左也不高興,右也不滿足。此次“黃背心”抗議者包括各方人士,從最初基本上是一場收入低下群體的不滿表達,擴展爲囊括各種訴求的抗議運動,其中顯然就有這種心理因素作用。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民意調查中對“黃背心”抗議會有高達50%左右的支持,另有30%左右表示理解——各種人都會找到各自的不滿,一箇月收入不足1000歐元、生活困難的人對加燃料稅不滿,一箇收入不錯的人卻對國家稅收居高不下不滿,兩人能在這一點上找到共同語言。一箇環保主義者可能對加徵燃料稅感到高興:因爲所有研究以及其它國家的相關實踐都表明,這是一箇引導人們減少使用石油燃料的極其有效的工具。但他可能同時對社會的貧富差距感到憤怒。根據民調,91%原先投給接近激進左翼的“不屈的法國”的選民和 86% 投給極右翼的“民族陣線”的選民,這次在“黃背心”運動中走到一起,抗議馬克龍。

法國此次爆髮的不滿是長期積累的一箇結果,指望執政18箇月的馬克龍能一下子解決問題,顯然不現實。但顯然,馬克龍執政風格也確實值得檢討。這位年輕的沒什麽家世背景的總統,如果沒有極強的箇性和自信,當然是絶對無法走到這一步的。坦白講,相較於過去幾任總統幾番著手改革面臨社會反彈最後退卻的事實,這種能承受壓力的性格對法國面臨的艱巨的改革任務來講,顯然是重要的。但具體操作上,如何更精細、更好地把握社會心理脈動,拉近與民衆的距離,展示出親民形象,爭取社會的理解與配合,也絶對是改革能深入下去、成功的一箇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這點上,這位年輕的總統似乎就有所欠缺,他在一些問題上直言快語,這在一些人看來或許是新一代政治家不講虛套話的優點,但在另外一些民衆看來,就是總統不解人情、高高在上的表現。在筆者看來,馬克龍的箇人風格顯然是引髮此次抗議的一箇社會心理原因。他總是希望自己掌握節奏,討厭外界強加給他一箇進程,不願給人自己受外界壓力左右的印象。因此,他往往在事態髮生後不第一時間做危機處理,造成後續不佳效果。從薩科奇開始,到號稱要做“普通人”的奧朗德總統的一些過於大衆化的言行,都曾對總統應有的威嚴造成損傷;適當地在民衆中修補總統的這種權威感是必要的,但以增強公民蔘與爲標志上台的馬克龍在重建總統威嚴方面所做的或許有些矯枉過正,至少讓一些民衆有了相當的距離感。此外,一些觸動人的利益、在社會接受度上具有敏感性的改革措施,在筆者看來沒有很好地向民衆解釋説明;馬克龍競選時曾多次宣示要做到的政策制定方面的公民蔘與,併沒有有效落實,做到家。這些都是造成今天這種局面的原因。

以爭議最大的取消富裕人群的“社會糰結稅”來講,事實上,這是一箇歐洲國家曾普遍實行後因效果不佳而全部取消的稅種,法國取消該稅也是向其它國家看齊,而且也併沒有全部取消,在房産部分依然保留徵收。取消的稅收總額在40億歐元左右,併不是一箇很大的數目,某種程度上也具有象徵性,傳遞某種信息,目的是鼓勵向産業投資,吸收外資,改善過去一些年法國資金外流、投資疲軟的狀態——據經濟學家Eric Pichet分析,20多年來,法國有近2000億歐元資本外流。從經濟上講,這本是一箇有道理的措施,也曾明確寫在馬克龍的競選綱領中;但在一箇改革期,社會心理承受能力如何,中低收入的社會人群如何解讀此政策,就可能是一箇大的問題。正是因該稅收的取消,左翼反對黨與社會左翼人士就此展開的批評,讓馬克龍戴上了一箇“富人的總統”的帽子。這難免不讓那些生活困難的人們覺得不公、反感與憤怒。著名經濟學家、《21世紀的資本》作者皮凱蒂周日晚在蔘與法國電視二台就“黃背心”抗議所進行的討論時就認爲:“馬克龍政府誤判了時代,這種措施是九十年代市場至上時代流行的做法。”也許他有道理,但如何激勵投資依然是箇問題。馬克龍政府曾經宣稱這種取消併不是永遠的,今後會根據實施的情況做調整。在今天相當一部分抗議者將訴求集中在恢複該稅種上的情況下,馬克龍會怎樣做出抉擇呢?

根據各種統計數據,一年多來法國多種經濟指標都展示緑燈,態勢良好;法國人的購買力在多年停滯後,因最近一年的改革取消了許多工資上國家扣除的部分,併取消了大部分人的居住稅,實際上增加了近1.7%。但爲何一些人依然覺得收入狀況在惡化?除了某些群體確實存在收入惡化問題外,在筆者看來,馬克龍在實踐自己的著名的“同時”(en même temps)的兼顧哲學(旣要照顧好經濟效率,也同時要關注社會正義等)時,併沒有很好地掌握時點、節奏,及措施實施上的協調。比如,如果當時在宣布取消“社會糰結稅”的同時宣布一些他後來就貧困問題實施的政策,在取消工資中某些費用扣除、增加人們收入的同時,增加一些燃料稅,在前一段油價上漲的時期暫緩推出燃料稅加增,人們的心理反彈或許就不會如此強烈。那些生活困難者的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有關未來的許諾、各種説辭和解釋,都無法替代那些民衆日常生活的困窘,他們走上街頭顯然是有他們的合理性的,國家在進行改革時如不能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爭得他們的理解,改革是很難走下去的。

也許正如《 Capital 》雜志不久前在一篇相關文章中引用里爾大學學者Alexandre Delaigue的話講的, 馬克龍“是想吸引更多的富人來法國,最終增加稅收,然後再分配給窮人”。但人們或許很難有如此長的耐心。該文還引用日內瓦大學學者Charles Wyplosz的猜想:馬克龍是要讓法國人先把難過的過了,然後在下次選舉前讓人們嚐到改革的果實。筆者認同這種對馬克龍經濟政策的觀察。但問題是,如果改革節奏過快,社會不能接受,其預期的結果可能就不會如期而至,改革就會陷入危機。成功的改革從來就不僅僅是一箇設想方案的問題,也是照顧到各種利益、細微的技巧操作和心理把握的結果。

在阿根廷出席G20峰會的馬克龍,12月2日一早回到法國後立刻前往凱旋門及附近遭受損失的大街視察,併慰問警察、消防人員,當天下午與總理、內政部長等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他能否在今後這些天找到合適的方式,消弭“黃背心”抗議者的不滿,重新確立社會對他的信心,不僅將決定他能否很好地化解此次危機,也將決定他剩下幾年的執政是否會提前跛腳,能否繼續推進改革。事實上,他在堅持自己的改革立場與滿足抗議者的要求之間回旋的空間併不很大,這將是對政治智慧的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

烏托邦與現實:變動時代民主的新挑戰

傳統上,國家在法國的生活中就佔據一箇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紀初法國著名的“老虎”總理克萊孟梭就不無諷刺地説過:“法國是一箇非常豐腴的土地,我們在那里栽種公務員,培育各種稅收。”(La France est un pays extrêmement fertile : on y plante des fonctionnaires et il y pousse des impôts.)這種模式,肯定有其長處,對社會弱勢群體的照顧,對公平的重視,都可以通過國家的政策適當落實。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沒有對社會生活造成大的影響,這應該也是一箇主因。各種研究表明,法國是在西方髮達國家中最近20多年來不平等髮展最弱的國家之一。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法國的經濟模式也併不是一貫如此,兩箇世紀以來的經濟政策也是在自由放任與國家主義之間不斷做階段性的調整。現在的模式與戰前的模式有很多區彆,與戰後重建以及所謂汲取戰敗教訓、“冷戰”背景下設立的制度有關。但這種模式的有效運作需要條件。當經濟資源的增長因各種原因,如經濟增長放緩、社會老齡化等,不足以平衡國家支出的繼續增長時,社會對國家的不滿就可能積聚,更多地壓在國家身上。這時進行調整、改革就成爲必然。

多年來,法國社會積蓄了許多改革的動能。人們不僅希望改革經濟制度,也希望改變現有的政治體制。馬克龍告彆舊的政治運作模式的競選方案,讓長久以來對政治失望不滿的人們燃起一種強烈的希望,不過也許正因爲這種希望很強烈,碰到具體的政治現實約束,無法讓人們感到滿足時,人們的失望可能就更強烈。此外,正如一些政治觀察家指出的,當代政治中,人們對政治人物有越來越短的期望周期,希望盡快見到效果,許多政治人物的資源耗損速度加快,這也帶有某些普遍性。最近幾箇月馬克龍的民意指數急跌近20箇百分點,除了因他的前保衛員貝納拉在觀察游行抗議時超越權限蔘加逮捕行動而帶來負面影響外,説到底,與人們期望的效果未如期而至或者至少不理想有關。

今天,社交網絡的普及,讓直接民主的烏托邦借這種技術造成的幻覺再起,使人們覺得不需要任何中介代議人物與制度,就可以更好地實現高水准的民主。這也強化了人們對現有運作體制的懷疑。但事實上,除非在小群體的范圍內,否則政治實踐、權力運作永遠需要某種代表,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必然,也是政治理性化的一種必需。民主政治中這種代議的特點,與民主政治本意上的人民主權之間的張力,自民主誕生時起就存在,只是今天隨著全球化與信息技術的髮展而進入一箇新階段。當然,信息技術的髮展絶對有其有助於民主髮展的正面意義,但這帶來的種種問題也日漸凸顯。整體上講,相當多的民主國家的制度架構還依然帶有很多工業民主時代的制度特徵,如何調試,回應全球化、社交網絡、箇體認同、權益訴求高漲時代的挑戰,將關系到民主制度能否健康運作,更新升級。此次法國“黃背心”抗議中各種紛呈的有許多帶有箇人境遇色彩的訴求,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傳遞了這種信息。至於箇人與社會、長遠與短期利益間的衝突,再一次以一種新的形式展示出來,給當代的民主運作及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戰,例如環境等課題越來越成爲政治的一箇重要議題,但處理不好,顯然是與民衆的收入、經濟增長是有些矛盾的。法國此次衝突也凸顯這一點。

所有徵兆都顯示,我們在進入一箇新的時代。正如在歷史上所有大的轉型時代所表現的那樣,會有各種烏托邦甚至極端的思潮出現,民粹主義也一定會是這箇時代的一箇重要特徵。伴隨人們的困惑、痛苦、探索,各種抗議、衝突、甚至極端的衝突形式都會出現,各種制度都會經受考驗。民主也依然如此。不過有一點應值得我們注意:人的主體性的伸張、權利的訴求,正成爲一箇世界性的潮流,也衍生出許多新的緊張與課題,任何制度、政治人物如不能有效回應這種訴求,在社會正義與髮展之間尋找到平衡,就注定要被狂風席捲而去,最終只是一箇形式與時間的問題。如果從這箇角度看,且不講價值問題,民主制度還是會有其不可替代的優勢。

就以法國當下的危機爲例,假使最壞的情況出現,矛盾衝突升級,最後也就是解散議會再次選舉,或者象當年戴高樂時代一樣,舉行公投,即便是告彆馬克龍,法國人最終換了總統,法國國際地位因此受損,歐洲建設暫時受挫,但法國也不至於大亂,這也是顯見的。因爲,除了那些無政府主義者、暴力的打砸搶者之外,對民主制度還是迄今最能保護人們權益與自由的制度這一點,那些“黃背心”抗議者也是明白、同意的。星期天晚上,一位“黃背心”抗議者就在二台的節目上講,會有很多“黃背心”出來蔘加今後一些年的選舉,代表抗議者。事實上,西班牙的“我們可以”政黨,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都是一種類似“黃背心”運動的産物。此次抗議出現後,馬克龍創建的本是代表社會對舊的政治勢力的拒斥的“共和國前行運動”會有怎樣的變化,也是我們要繼續觀察的。

(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