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關注我們的APP

首頁 » 觀點 » 正文

特朗普的市場信仰、美國的離場以及世界的自洽

2017-12-07 13:34:00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伍德羅·威爾遜是第一位在任期間邁出美國國門的總統。大約剛好一箇世紀以前,當法國人在一戰尾聲叫囂著要爲色當戰役以來的一切複仇的時候,威爾遜拖著殘弱的病體出現在巴黎,抑制住了歐陸再次萌髮這種缺乏道德善意的衝動。美國將軍隊、清教精神與普世理想越過大洋,第一次擔負起一種國際意義上的權勢責任。1945年以後的歷史進程深刻的表明,威爾遜主義是過往這箇世紀真正的勝利者。

此後漫長的對峙𡻕月里,一種安全感的極度匱乏使得美國的擔負從道義轉化爲必需,杜魯門總統站在冷戰的門檻上向其所庇佑的民主世界呼籲,“如果有任何國家認爲可以保證自己的安全,請務必把你的安全分享給所有人,這是我們爲這箇世界的和平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在一戰結束即將迎來百年的最後時刻,特朗普將這一切顛倒過來。剛剛結束的亞洲之行,美國總統留給印太諸邦的一句囑托不甚顯眼,卻又看似深邃——“我將會永遠堅持美國第一,同樣我也希望在這里的人們堅持你們的國家第一”。這與其兩箇月前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陳辭完全一致——“我會永遠把美國放在第一位,你們也永遠應該把自己的人民放在第一位。”

在此之前,人們幾乎從未髮現,“美國第一”在國際層面還會包含一箇如此結構相稱、情感真摯的推論。在冷戰結束後近30年的時間里,大家已經普遍習慣於一種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然而伴隨著特朗普執政以來在各箇層面的“退群”,隱隱可以感覺,威爾遜“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式的國際主義與聯盟理念正在被遺棄。霸權國在離場時對所有人作出規勸——“人人爲己、天下太平”——請大家熟悉新世界,自洽於國際政治在“霸權之後”所形成的自然均衡。

粗糙地將之界定爲特朗普式的孤立主義或許不甚准確。在本文,我們嚐試引入一種經濟學視域下的市場視角,這將有助於我們去理解特朗普是如何看待國際政治的應有結構。由此,我們需要走進那箇建立了總統幾乎所有智識判斷和價值理念的曼哈頓霍布斯世界。

特朗普的市場信仰

“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我信仰美國,美國造就了我的財富)。”在一抹昏黃的安靜里,《教父》緩緩敘出了第一句台詞。在這部被唐納德·卡根等一批新保守主義者奉爲權力政治圭臬的電影里,義大利商人的開場致謝深刻表達了三種複雜的情感:一是對於美國市場孕育的自由經濟基礎的贊賞;二是對於美國法治提供的對於私人産權保護的感恩;三是對於地方政府施政能力的失望:當企業利益和公民安全受到威脅時,政府隔岸觀火、無所作爲。最終,他決定轉而尋求黑手黨領袖克里昂的公正。

在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的名作《權力與繁榮》一書里,政府被喻爲一種公民權利被迫讓渡基礎上形成的固定匪幫,本質上與克里昂式的流動匪幫沒有什麽不同。政府對於市場和社會的影響是雙面性的,“強取豪奪”還是“合作共贏”不過一條淡淡的分界線。正如羅納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論斷,“政府不是我們所面臨問題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問題”。

作爲里根主義的忠實擁躉,特朗普早在剛剛踏入曼哈頓時就對政府懷有極大不滿。在他看來,紐約市政府應該對1973年以來的經濟紊亂負有全部責任,建築費用猛漲、房産價格虛高,市經濟開髮委員會在經濟下行亟需資金的時候拖欠1億多美元的債券和貸款,甚至暫停了所有新住宅的施工。幾年之間,這箇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的陷入令人緊張不安的債務壓力,市場投資在政府的釋義下成爲整箇曼哈頓區的原罪。正是在這樣的時刻,特朗普只身一人從紐約郊區來到哈得遜河西岸,當《紐約時報》撰文諷刺“那真是箇粗俗不堪的地方”時,特朗普説“I Believe in Mahattan(我信仰曼哈頓)”——與《教父》里面義大利商人的開場致謝一模一樣。他希望在這里實現自己的商業抱負,更爲重要的是,他決心要用市場的力量“讓曼哈頓重新偉大起來”。

特朗普很快就意識到,是政府過重的行政干預阻遏了曼哈頓商人的投資激情。他利用父親的政治獻金爭取到了市議員的支持,使自己的第一箇工程——康拉德酒店改造項目得到了 40年的稅收減免,酒店從第一天起就人氣爆棚。這一方法在其後屢試不爽,特朗普曼哈頓地産帝國核心的15幢建築先後漁利。盡管這使得紐約市僅在康拉德酒店項目上就累計損失超過3.6億美元的稅入,然而沒過多久,房地産業的確在商人的投資熱情下快速複蘇,取得近四十年來令人震驚的稅收突破,當地立法員激動地將特朗普的首筆交易稱爲“世紀之稅”。在本次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對於自己信奉市場、抵觸政府的做法毫不避諱,“作爲一名商人,我想盡可能少地繳稅,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特朗普看來,市場是自由的,正是這份自由使得曼哈頓成爲曼哈頓,這份自由是美國精神的核心。此後的商業競逐里,他始終堅信於這一信仰,創造性地以500萬美元買下蒂凡尼珠寶店上空的空間所有權,成功狀告全美橄欖球聯盟搞行業壟斷。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特朗普與紐約市長科什成爲素有不睦的死仇,他公開嘲笑“科什治下的紐約是一場災難”,紐約市政府是一箇“充斥著無能和腐敗的糞坑”。他給紐約市留下的最爲重要的風景是中央公園溜冰場,這箇政府耗時六年仍未竣工的項目,特朗普僅花了1200萬美元用時六箇月便予以完成。在溜冰場的剪綵典禮上,他無奈的歎氣到,“又是我一箇商人來處理政府留下的爛攤子。” 特朗普拒斥行政官僚機構、鄙視科研文職人員擁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但他絶非理論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是曼哈頓霍布斯叢林的人生歷經塑造了他對於市場的深刻信仰。在競選最爲激烈的時候,他面向狂熱的聽衆大聲宣布:“我是安·蘭德的粉絲!”他自詡爲現實版的霍華德·洛克,併深切認同那種對於傳統道德觀的顛覆,“真正的有德者正是那些真誠爲自我利益創造財富的人,人們所欲求的每一件東西都必鬚通過學習、髮現和生産來穫取。”正如《阿特拉斯聳聳肩》中那句著名的結論,“人作爲一種英雄式的存在,以自身的快樂爲生命的道德目的,以生産性的貢獻爲最高貴的活動,併以理性作爲唯一的標准”。在特朗普看來,他蔘與了紐約1970、80年代紐約市的重建,他連同與他身份相同的曼哈頓商人們是創造財富的人,是美國清教精神的真正繼承者。干倒建制派、詛咒碌碌無爲的政府寄生蟲帶給他極大的快樂,蔘加總統競選使他真正成爲一種英雄式的存在。在特朗普看來,他的一生始終都在踐行著一種高貴的德行。

美國的離場

市場至上的信仰爲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特朗普的窗口。現在我們或許可以明白,他的很多認知和判斷是如何在理念深處醞釀生成的。比如,特朗普爲何對減稅如此篤定,是安·蘭德的放任資本主義信條爲華爾街的合法性進行了背書,它使得特朗普對這一方案充滿信心,稅入減少造成的缺口將一定能夠被帶動起來的消費熱情所填補。再比如,奧巴馬醫保爲何彷彿一種原罪般的存在,“安·蘭德的忠實門生倫納德·佩柯夫早就論證過,窮人醫保只能作爲一項慈善事業,不能由政府通過法律強制推行;社會化的醫療保險不僅不切實際、無法運作,而且從理論上説根本是不道德的!”再再比如,墨西哥長城爲何非築不可,那是因爲“越來越多的試圖成爲寄生蟲者會越過邊境,尋求政府的施捨,強制美國納稅人去養活那些揩油的移民將意味著邪惡的不公平!”

在安·蘭德那里,所有目的性皆指向一種“自私的德行”。“人就是其自身的目的,我們的一切行爲都應該致力於使自己過上幸福的生活,致力於繁榮我們的生命”。所以從美國艾奧瓦州到越南峴港,特朗普在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舞台宣揚“美國第一”。又因爲“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這是道德生存的本質。沒有任何利他主義存在的必要,從來就不應爲任何人做出毫無保留的自我犧牲”,所以美國退出或擬退出TPP、巴黎氣候公約、伊朗核協定,拒絶在任何集體主義的虛假溫鄉里擔負不必要的利他責任。那些非政府組織在特朗普看來與政府沒有什麽不同,唯一更糟的是,他們往往鬆散得有如一箇不穩定的多邊形,如果美國無法成爲其中百分之百的主導者,下一秒很可能被隨意扭麴成任意形狀。面對這污淖於周遭的多邊制度和國際組織陷阱,美國甘願離場。

世界的自洽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粗糙的特朗普孤立主義。我們髮現,正如上文所述,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情緒上、行動上不願爲國際社會的利他主義所累,懷有孤立自身的原始衝動, “美國第一”及其推論最終帶來了“人人自洽”的遠景;我們同時也髮現,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對於權力的運用有些許退卻,甚至敘利亞轟炸、阿富汗增兵、朝鮮半島的威懾升級、國防預算的大幅增加等很多現象都表明,本屆政府對於世界範圍內的單邊干涉是懷有強烈的意願和能動性的。

囿於這兩方面的矛盾,我們只能尋求市場主義的解釋邏輯。我們最終髮現,特朗普的市場信仰融貫於理念認知的方方面面,其所建立的“人人爲我、天下太平”式的國際政治均衡模型不過是這種信仰在國際社會的自然映射。在特朗普看來,國際政治恰如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如果每一箇國家都成爲自我意義上最爲優秀的一箇單元,所有人都將在充分自由競爭的結構環境里穫得最優的市場效率。特朗普在理念深處始終有一箇根深蒂固的認知:曼哈頓就是這箇世界,他在第五大道的鱗次櫛比中穿行與在中東、歐盟、亞太波詭雲譎的政治事務中穿行沒有什麽不同。當年市場的力量是如何拯救了曼哈頓,現在他就應該以同樣的方式拯救這箇世界。如果曼哈頓的商人們能夠自洽於充分自由的霍布斯競爭,那麽這箇世界的所有國家也可以,併且理應如此。

在這樣的意義下,權力的運用有其特殊重要性,可以爲國際政治常態秩序的運行提供保障。那些違背市場規則的人是真正的惡者,他們擾亂了美國在這樣的結構體系里穫取國家利益的常態秩序,卡塔爾、朝鮮、伊朗因此都曾被貼上“破壞者”的標籤。當然,也包含非公平貿易,特朗普在亞太行的講話中專門提到“在最後,它會譭了我們所有人”。然而他沒有沿著這樣的邏輯批評中國,用特朗普自己的話來説,“誰能責怪一箇國家爲自己的國民謀福祉而佔去另外一箇國家的便宜呢?我承認,中國干得很漂亮。”

在認知方式上,這種結構與權力的二元劃分沒有什麽問題,甚至某種程度上偏近於結構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肯尼思·沃爾茲。在經驗意義上,政治決策者能夠在市場和政治之間、曼哈頓和世界之間、過去的自我與現在的自我之間如此自由地切換,也體現了總統先生極好的理論通透性。然而在現實層面,它導致了美國國內的擔憂、聯盟體系的恐慌和部分地域的權勢真空,其影響是深遠的:首先,這一判斷需要基於一種必需確定的前提,即國際政治的市場均衡結構對於美國是好的,美國已經佔據了這一結構的最優位置,哪怕只能以一箇普通單元身份運行於其中,也將有助於美國不斷競逐和累積國家利益。目前來看,這或許遠非事實,那些在某些領域佔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將進一步拉大差距,那些曾經被“譽爲”正在“強姦”美國的國家將沿著安·蘭德的自私信條將一切更加自如地進行下去。

第二,它非常糟糕地忽視了盟友國家的心靈感受。當特朗普每一次打量這箇世界的基本結構時,他的主體導向是經濟事務,併習慣於將這一領域的不滿向政治、安全甚至道德層面蔓延。盡管他本人很可能根本無心,然而國際政治中很多信號的複雜性使得盟友國家在驚懼之餘往往無法作出准確而細致的區分。這次亞太之行已經在次序上位於中東、歐盟之後,人們依稀記得奧巴馬早在就任首年就明確宣布自己將成爲美國的“第一名亞太總統”,而“印太”戰略無論從戰略框架、具體內容還是提出方式來講都更像是一箇總統度假時順手帶上的面包圈,完全無法如當年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一般帶給盟友國家起碼的心靈慰藉。當蒂勒森在歸來後的一場記者會上被問到是否覺得本次亞洲之行取得成功時, 國務卿甚至直接略過了這一問題,簡單回覆道:“謝謝”。

最後,它至少在短時間內深刻改變了美國對於國際情勢的基本理解和戰略判斷,這一由威爾遜、杜魯門總統確立下來的國際結構和主導權勢使得美國在過往的一箇世紀里深深受益。任何情形下,美國不可能將之隨意遺棄,然而本屆政府出人意外的體現出了一種無所適之的淡漠感。《國家利益》雜志的一篇評論將這次旅程作爲美國權勢的告彆,文章在最後向所有的霸權記憶揮手致敬——“再見,美國權力!再見,美國價值!再見,美國可信性!再見,亞洲!”《華盛頓郵報》評論到,“如果特朗普政府還存有一息戰略思維的話,那將是一種現實主義與被迫默許的結合,這次亞洲之行讓我們見證了美國在光鮮的管弦樂中衰退下去”。

這一榮光一旦被拱手奉上,歷史將永遠不會允許他們將這一切再次贖回。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