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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女性領導人,世界會變得更和平?

2017-11-14 10:05:00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作者:Josie Glausiusz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箇月,好戰的沙文主義情緒在英國國內髮酵,這時,來自婦女勞工聯盟(Women’s Labour League)的詩人多蘿西·霍林斯(Dorothea Hollins)提議説組建一支非武裝的“婦女和平遠徵軍”,穿越歐洲的槍林彈雨,到戰壕里去調停交戰雙方。

霍林斯的宏偉計劃併未實現,但也沒有就此憑空消失。這箇想法,在一箇“激進主義”的世紀里得到了髮展,這種激進主義大體可以認爲是紮根於母性關懷的;又或者,是紮根於——她的同伴、和平運動人士海倫娜·斯旺尼克(Helena Swanwick)所説的戰爭帶來的恐懼:“女人死去、或看著她們的孩子死去,而毫無光榮可言,只有難以言喻的慘狀與恥辱。”

 1915年,世界婦女和平與自由聯盟創始人Chrystal Macmillan(右)與同伴們在挪威奧斯陸

1915年,世界婦女和平與自由聯盟創始人Chrystal Macmillan(右)與同伴們在挪威奧斯陸

斯旺尼克蔘與創辦了世界婦女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該組織致力於消滅任何可能引髮戰爭的因素。她所希望的是,“未來的世界將不再有哪怕一箇士兵”。許多激進主義者相信,一旦女性掌權,她們將不會再挑起戰爭。但這箇説法到底有多可靠?當女性成爲領導人後,或者當她們的國會議員人數比例上升後,暴力衝突的概率就會隨之變化嗎?女性將如何干預戰爭呢?

要是你大聲問出這箇問題,不一會兒就會有人給出答案:瑪格麗特·撒切爾。這位前英國首相髮動了馬島戰爭,併藉此在1983年的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撒切爾併非唯一一箇因好戰而聞名的女性領導人。想想布迪卡(Boudicca)吧,這位東英格蘭愛西尼人(the Iceni)的女王,帶領軍隊對抗羅馬人;還有印度的章西女王(Lakshmi Bai),1857至1858年間髮動兵變抗擊英國殖民者;甚至是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她帶領英國婦女蔘政論者展開一系列激進運動,包括絶食抗議、縱火以及打砸商店櫥窗等,且到了1914年,她成爲英國蔘戰的狂熱支持者。

但這些例子都像是閒談,因爲縱觀人類歷史,女性領導人少得可憐。根據哥倫比亞商學院領導力與倫理學教授Katherine W Phillips的統計數據,從1950年到2004年間,在188箇國家里只有48箇國家有過女性領導人,總數佔這段時間各國領導人人數的不到百分之四。其中有18箇國家元首與30箇首相/總理。厄瓜多爾和馬達加斯加雖有過女性領導人,但她們都只掌權區區兩天時間就被男性取而代之了。

考慮到這小得微不足道的樣本量,追問“倘若女性掌權,那較之於男性,戰爭髮生的概率是會更高還是更低”這樣的問題還説得通嗎?醫學人類學家Catherine Panter-Brick在耶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中心(MacMill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負責衝突、適應性與健康計劃,針對上述提問,她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對我説:“這會造成對性彆的刻板印象,還設想政治領導能力併不複雜。”她所針對的大概是斯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這樣的學者。平克在出版於2011年的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書中研究了歷史上的暴力,他寫道:“女性曾是,也將會是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明尼蘇達大學德盧斯分校的政治學教授Mary Caprioli則表示,這類設想併非總是紮根於現實的。對此,康涅狄格大學的Mark A Boyer則列舉了在20世紀由四位女性領導人所挑起的十場軍事危機,其中有七次是由1969年到1974年間掌權的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引髮的。她們稱,如果要評判女性領導人在軍事危機中的行爲,研究者需要更大的,而且是“歷史所無法提供的”蔘考樣本。

芝加哥大學教授Oeindrila Dube和紐約大學的學者S. P. Harish研究了歐洲歷史上的國王和女王們,時間跨度長達四箇世紀。在他們尚未出版的論文中,兩位學者研究了1480年到1913年間18箇歐洲國家或政權的193位最高統治者,併髮現,女王們之下的國家或政權蔘與到戰爭中的概率,要比國王們治下的國家高出27%。未婚女王們更有可能遭遇戰爭,大概是因爲她們和她們的國家被認爲是脆弱的。

根據Caprioli的研究,對可能展現出脆弱一面的擔憂也影響著現代的女性領導人,這或多或少導致她們過度關心安全與國防議題。她注意到,撒切爾、梅厄以及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這樣的女性領導人,她們模仿男性,被認爲是旣非男性亦非女性的“中性人”,身爲政治領導人的她們也更容易穫得成功。她們也必鬚對付來自男性政敵的刻板印象,例如巴基斯坦前總統葉海亞·汗就説過,1971年印巴戰爭時,他對英迪拉·甘地的回擊本應該不那麽激烈,如果印度當時的領導人是男性的話——“如果她(英迪拉·甘地)認爲她能擊倒我的話,我也拒絶接受這種説法。”

通過研究1474年至1504年間伊莎貝拉一世和費迪南德五世共同治下的卡斯蒂利亞與萊昂王國,Dube和Harish髮現,女性一旦和配偶共同掌權,則將變得更富侵略性。值得注意的例外則是葉卡捷琳娜大帝,她在1762年暗殺了丈夫彼得三世,成爲了俄國沙皇,她的軍事行動擴大了沙俄的版圖,包括克里米亞和波蘭大部,爲這箇國家新增了5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女性若想成爲領導人,常常始於政治蔘與:地區或國家議會的競選、領導政治運動、組織女性競選公職。2017年,全世界女性蔘與到國會中的平均比例也就區區23.3%,在過去十年間增長了6.5%。這一增長意義重大:Caprioli的研究數據顯示,女性在議會中佔比每提高5%,則該地區或國家應對國際危機時採用武力的概率就會減少五倍(大概因爲女性更傾向於使用“集體的或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爭端)。

當女性被請到談判桌前時,國與國之間也更容易在衝突之後達成長時間的和平。盡管女性蔘與到和平談判的人數微乎其微(一項聯合國的研究髮現只有2.4%的調停人員和9%的談判人員是女性,且只佔31項和平談判的4%),但女性的蔘與卻能帶來意義深遠的改變。和平得以長時間持續下去——美國非營利組織Inclusive Security分析了1989至2011年間所籤署的182項和平協議,髮現當女性作爲談判者、調停人或籤約人蔘與和平談判的話,所達成的和平狀態中,長達15年以上的概率要高35%。

女性作爲調停人或談判者得以成功的原因在於傳統意義上所説的“陰柔”和“母性”特質。在北愛爾蘭、索馬里和南非,女性蔘與到和平運動之中,通過促進多方會談而贏得了大量贊譽。她們也常被視作誠實的中介人,顯得更加可靠又不那麽有威脅,因爲她們多在權力體制外遊走與活動。但盡管女性呈現出溫柔親近的特質,但她們的行動卻又與這些特質相反。2003年,利比里亞和平運動人士古博韋(Leymah Gbowee)領導一箇穆斯林與基督徒女性的聯合糰體,通過示威、禱告和絶食等方式推動長達14年的血腥的內戰走向終結。古博韋作爲“和平斗士”榮穫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

像斗士、武器和革命這樣的概念常被那些致力於和平運動的糰體所用,而根據聯合國的説法,在這之中女性依然是被“不成比例地高度地代表著”。在以色列,婦女促進和平運動(Women Wage Peace)組織了抗議活動,敦促政府達成可行的和平協議。在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將母性“革命化”,她們抗議1977至1983年阿根廷“骯髒戰爭”期間自己孩子的失蹤或死亡,也由此將母性從被動的角色轉變爲一種公共力量。

 1982年12月12日,格林漢康芒婦女和平營的3萬名成員牽手組成6英里人牆阻止美軍在當地的基地部署導彈

1982年12月12日,格林漢康芒婦女和平營的3萬名成員牽手組成6英里人牆阻止美軍在當地的基地部署導彈

“武裝”女性的陰柔這樣的傳統概念則是英國格林漢康芒(Greenham Common)婦女和平營長達十年來的主張。婦女和平營始於1981年,在當時,爲抗議96枚“戰斧”巡航導彈運抵伯克郡美國空軍基地,女性們包圍了基地,剪斷圍欄,穿著泰迪熊的衣服爬上柵欄,在鐵絲網上釘滿嬰兒服裝、瓶子、橡皮咬環、紙尿布和家庭合影。她們的行爲的激進程度最多也就和撒切爾髮動的馬島戰爭差不多,但她卻稱她們是“古怪的”併驅散這些人。

似乎不管女性是致力於和平還是戰爭,都必鬚還要和認爲她們是被動的、軟弱的且特殊的這樣一種偏見對抗。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判斷是錯誤的,併且從伊莎貝拉一世和費迪南德五世的例子來看,她們可能是殘酷無情的——這對國王夫婦不僅帶領西班牙在1492年徵服了格拉納達的伊斯蘭王國,驅逐了猶太人和穆斯林,還摺磨那些留下來的人們,併強迫他們改信基督教,甚至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會將對方活活燒死。

女性也不一定就像她們各自過往的經歷所示般追求和平。昂山素季,緬甸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1991年憑藉其“爲了民主與人權的非暴力抵抗”而成爲諾貝爾和平獎穫得者。由於緬甸軍方針對緬北若開邦的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昂山素季招致各方譴責聲討。根據人權觀察組織的説法,自2017年8月25日以來,已有超過40萬羅興亞人越過國界線逃到了孟加拉國。

一如Caprioli強調的:“面對暴力、挑釁和國際政治危機時,女性領導人事實上是相當有魄力的。”但她們也有可能爲了和平而變得極富野心。實際上,認爲女性天生就是溫和的是一種成見。就像斯旺尼克在《女性運動的未來》(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 1913)所寫的:“我拒絶所有針對今天女性主義者的不切實際的論斷……即認定男性必然是野蠻好斗的,而女性則是被教養馴化的,是有教養的。不管是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人類歷史上,都找不到這種論斷的根據。”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