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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映:留心不要讓反思變成自我美化,給固有觀念披上理性外衣

2020-05-18 16:40:00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孫歌在《尋找亞洲》中提出了“亞洲式思考”的概念。她認爲,依靠對亞洲歷史經驗的內在理解,進行非實體性而又具有風土性格的思考,才能破除近代西方中心論確立起來的框架,打破我們日益僵化的思維。

“亞洲式思考”首先挑戰的是對“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旣有理解。孫歌指出,不論是在學界還是在一般的公衆討論中,都對普遍性有一種崇拜:如果我們對具體箇案的研究不能抽象到普遍適用的理論,對特殊性的討論不能上升到普遍性,那麽這種研究和討論就不具備價值。問題是,普遍性併不具體存在,它只是人類概括能力的體現,當這種思維方式被價值化、甚至被奉爲唯一最高價值後,普遍性成爲了一種“霸權性的敘事”——西方理論提供普遍性,而亞洲無法提供原理性思考。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亞洲知識分子和孫歌一樣,開始重新反思何爲普遍、何爲特殊、如何建立一種新的想象。2015年,在廣東美術館“亞洲時間——廣州三年展”的論罎會上,孫歌、韓國歷史學家白永瑞、中國哲學家陳嘉映等學者又一次探討了這箇話題。陳嘉映總結道:“無論從歷史思考來説,還是從更一般的思考經驗來説,我們都不是從一些特殊性抽象出一箇普遍性,‘上升’到普遍,很大程度上很像濱下武志畵的圓圈,一箇圓圈套到另外一箇圓圈上,然後再套在另外一箇圓圈上。我們不是上升到普遍性才開始溝通,我們直接在特殊性之間理解、溝通,特殊者之間的可理解性、可溝通性、可翻譯性是我們真正要去思考的東西。”

在髮言中,陳嘉映從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多元論的角度去反思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交流溝通,併且考察了“寬容”這一近代西方“普世主義價值”的髮展脈絡,以及在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值得注意的是,陳嘉映指出,認識、理解彆的文化不意味著自身的去立場化,反思不應當“過度”:在面對一些攻擊與威脅時,我們首先是自然而然地去捍衛生命,而非某箇價值。同樣,在奮起自衛之後,反思不應僅僅成爲論證自身合理性、正義性的工具,而應當成爲理解“不可理喻”之事的努力。

這篇髮言稿被收録在近期出版的《走出唯一真理觀》一書中。經上海文藝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摘編了這篇髮言稿,與讀者共饗。

《起而斗爭未必聲稱“正義戰勝邪惡”》

文 | 陳嘉映

孫歌請我從哲學上講講普遍性和特殊性,其實,我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解差不多就是前面幾位髮言人的理解。白永瑞教授講到,我們更多的要從關鍵的髮生事情的現場來看待特殊和普遍的關系。我的想法也無非是這樣。白永瑞還講到溝通。無論從歷史思考來説,還是從更一般的思考經驗來説,我們都不是從一些特殊性抽象出一箇普遍性,“上升”到普遍,很大程度上很像濱下武志畵的圓圈,一箇圓圈套到另外一箇圓圈上,然後再套在另外一箇圓圈上。我們不是上升到普遍性才開始溝通,我們直接在特殊性之間理解、溝通,特殊者之間的可理解性、可溝通性、可翻譯性是我們真正要去思考的東西。我就接過這箇話題再往下説説。

一開始,每箇族群都把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是最優越的,這箇最優越不是跟彆人比較之後他認爲是最優越的,這種優越感不如説是先驗的:我這樣生活才是生活應該的樣子。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看待宗教,宗教本來就是一箇族群的基本生活理念,一種宗教屬於一箇特定的族群,例如,猶太教就是這樣。基督教不太一樣,基督教它不是屬於一箇特殊族群的宗教,它是一種普世宗教。但是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在非基督教徒看來是有點自説自話的,因爲它等於把它的上帝加給我們所有人。

中國人也有這種普世主義。我們現在講文化,文化這箇詞就已經説明這點了,“文”就是我們華夏有“文”,其他人都沒有文,都是蠻夷,所謂文化就是用我們的“文”去化他們。這箇“化”比較好,雖然是普世主義的,但不是太強加於人。孔子有一段話説:“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這種招徠的態度跟基督教向外傳教的態度顯然大不相同,人家不服,不是硬去傳給人家,而是自己來修文德,一直修到人家願意來接受你的文化。你可以説這里頭仍然有點兒自我文化中心,但旣然不強加於人,自我中心也沒啥不好。在當代,這種態度尤其可以繼承和弘揚。

到了宗教戰爭後,歐洲逐漸髮展出了宗教寬容的理念,這種理念首先涉及的是基督教內部的派彆,就是新教天主教之間的宗教寬容,此後很快就變成了一種普遍的宗教寬容的理念,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宗教寬容——到那箇時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互相敵對互相戰爭差不多上千年了。這是啟蒙時代的一箇主要理念。啟蒙時代還髮展出了像科學、進步這些理念,這時候,寬容這箇理念融合在啟蒙的整體開明精神里。開明天然就包含了寬容,一箇不寬容的人,我們不會説他開明。

哲學家陳嘉映

啟蒙運動主張寬容,但它有它的普世主義,只不過,普世主義現在跟進步觀念連在一起,人類的文明不再是一些平行的互相衝撞的文明,而是一箇縱向的階梯式的髮展,不同文化的區彆轉變爲先進和落後之間的區彆。西方當然在這箇階梯的最上端,西方文明是所有文化的普世理想。這種普世主義哪怕到了現在仍然是西方中心的。不過,這箇時候的西方普世主義跟基督教的普世主義不盡相同,因爲現在的普世價值中寬容本身就是一項最重要的價值。這種寬容、包容,不單是政治態度,也是人生態度。當然,寬容也有它的困境,典型的困境是,一種寬容的文化碰上了不寬容的文化,你該怎麽辦?一種反應是,你不寬容我就不寬容你,但是如果你本來只寬容那箇可寬容的,那就不叫寬容。寬容意味著它能夠寬容那些真正異己的東西。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寬容那種不寬容的、極具攻擊性的文化,它可能反過來把你這種文化消滅掉。

啟蒙思想家也併不都主張進步觀念,單舉出盧梭就夠了。啟蒙時代之後湧現出巨大的浪漫主義思潮,在哲學、詩歌、藝術各箇領域里都很洶湧。浪漫主義的理念催生了我們現在説的文化多樣性觀念——人類不是向共同的文明目標單向演進,各箇文明或者各種文化都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價值。接著,在人類學等領域也興起了文化多元性。

我們中國人一開始接受西方觀念,主要是天演論所帶來的這一套進步觀念。天演論當然是一箇生物學説,不過在中國人當時接受它的時候,主要是把它當作一箇社會學説接受的。這箇社會學説是説,優勝劣汰,不進步不髮展就亡國,就這麽簡單。但是很快,一些提倡本土價值的思想者就提出了文化相對主義。梁漱溟是一箇主要的代表。文化相對主義是弱勢文化很容易走上的道路,弱勢文化面對強勢文化用文化相對主義來自我保護。

到了二戰之後,文化多元論更加氾濫,到今天,進步論差不多已經過時了,文化多元論才是政治上正確的。然而,一方面人們支持文化多元論,另一方面,人們習慣上仍然反對相對主義。這里有箇相當明顯的矛盾。此外,文化多樣性跟普世價值似乎也相互衝突。這些矛盾和衝突,我上一次在廣東美術館已經做過一點討論,今天我就略過了。今天只想就其中的一箇問題講一點。

主張文化多元論,或者主張一般的相對主義,我們都好像是自己站在各種各樣的立場之外來主張,我自己沒有特定的價值觀。大致説來,自然科學依賴於這樣一種價值中立的態度,而且它也確實能夠做到這一點。爲什麽自然科學能夠是價值中立的,這里就不講了,我想説的是,涉及文化價值、生活態度、生活方式,沒有任何人是完全中立的。當然,我們已經不能像原始人類那樣,想當然地把自己的價值觀當作天然優越的,我們早就進入了反思的時代。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爲我們能夠靠反思完全跳出任何特定的價值觀和文化傳承。這箇我們做不到的。很多反思只是給固有的觀念披上一層層衣裳,找出或髮明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説明:説來説去,還是我自己最優越。無立場,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是從否定的方面來説的,但我還不只是從否定的方面來説的,我想説如果你真的跳出了任何的一種特定的價值系統和文化傳承,你的思考就沒什麽意義了。我們恰恰是因爲要堅守某種文化傳統,要堅守某些價值,我們才去思考,思考普遍主義、相對主義、文化多元性,去反思我們自身。正當的反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你的確有什麽東西要堅守,另一方面要留心不要讓你的反思變成自我美化,給你固有的觀念披上理性的外衣。此外,還要留心,不要過度反思。我想舉一箇大家都會面對的實際問題來説一説。

我剛才提到寬容的兩難,這是箇理論上的兩難,更是現實政治和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兩難。歐洲人面臨伊斯蘭極端主義者的攻擊的時候就面臨這種兩難。

我在《查理周刊》血案後寫過一篇小文章,中心思想是,面對這樣的一種攻擊,我們不一定把它上升到很高的理論層面來考慮,我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話:一只老虎撲過來的時候,我把老虎打死,這箇時候我不是在捍衛一種價值,我是在捍衛我自己的生命,在捍衛我的身體。由於我們處在一箇反思的時代,甚至是過度反思的時代,我們遇到無論什麽問題,都要上綱上線,從很高的理念層面上講出一番道理,但有些事情很基本,拉到很高的理念層面上來討論,反而越繞越糊塗,例如老虎撲過來,你首先是奮起自衛。有時候,斗爭就是赤裸裸的斗爭,我們併不是永遠都能夠靠對話溝通來解決爭端,所需要的就是赤裸裸的斗爭。

我説“首先”,不是説“全部”。我們首先奮起自衛,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自衛之後,還是要反思。反思什麽呢?其中的一條是,跟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衝突是赤裸裸的衝突,但即使如此,應該説正因爲如此,我們不一定要把它説成是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斗爭。大家知道,從政治家到媒體,甚至到我們自己,動不動把這場斗爭説成正義對邪惡的斗爭。布殊講到十字軍,但我們知道,十字軍與伊斯蘭之間的戰爭跟正義和邪惡沒啥關系。近代以來,用宗教真理爲自己辯護越來越吃不開了,但是它沿襲的辯護路線仍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有人把二十世紀叫做意識形態的世紀,所謂意識形態化,就是沿用宗教思路來討論世俗問題,把什麽問題都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把自己投入的事業看成是正義的事業,凡與它敵對的力量都是邪惡的力量。

如果我們的反思只是要表明自己多麽正義對方多麽邪惡,那麽,不反思也罷。的確,極端主義分子跑到集市跑到劇院引爆炸彈,炸死無辜的人,包括婦女兒童。他抓到俘虜之後,由於是不同的教派或不同的宗教,甚至跟什麽宗教都沒關系,他就砍頭,他就去屠殺,這些在我們看起來就是邪惡的,不可理喻。我們不待反思就要起而斗爭。我剛才説,有時候,擺在眼前的是赤裸裸的斗爭,沒那麽多閒話可説。然而,從長期看,跳開一步看,現代社會與極端分子之間不只是赤裸裸的斗爭。理解是必要的。即使面對極端主義者,我們仍然需要在盡一切可能的情況下,想辦法理解他。

有的記者深入到伊斯蘭極端分子控制的地區,回來以後告訴你,説在那里,基本不用擔心有人偷東西。這些人會對平民開火,但他不偷東西,做買賣的不欺詐,人們不喝酒,不吸毒,不濫交。你説他們是一群胡作非爲的瘋子,但在很多很多事情上,他們不胡作非爲,規矩還極其嚴格。他們的是非觀念我們很難理解,但不等於説他們都是瘋子,或一心胡作非爲。仔細想想,他們有他們的是非觀念。這就使得他們不是完全不可理解。

當然,很難理解。一開頭我們講到一種聯系,不是上升到普遍性然後就互相聯系上了,而是一連串圓圈一箇套一箇。有的圓圈在我們近處,這時候雖然它對我們是一箇他者,但是我們理解起來併沒有很大的困難。有的圓圈就離我們很遠,我們努力去理解也只能理解到一點點。我們併非總能夠達到充分的理解、溝通,就像翻譯,我們知道在翻譯的過程中會丟掉很多很多的東西,但我們還是會從事翻譯。理解遙遠的他者是件很困難的事,而且也很難理解得充分,但仍然可能有一點點理解。

我説理解是必要的,還不只是説,只有理解了對方,才能更好地跟他打交道,才能更好地談判呀什麽的。理解對方,還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實際上,一般説起來,理解他者,在很大程度上本來就在於我們希望通過理解他者更好地理解自己。我們生活在一箇文明社會里,彆説拿俘虜來砍頭了,用水刑逼供也會讓全世界的媒體一片嘩然。我們種花草,保護流浪狗。可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可能缺乏誠信,賣假貨的,往河里排污水的,只要能掙錢,無所不爲。有偷盜的,有吸食麻醉品的。那只是少數人吧,大多數人呢?大多數人掙錢,然後消費和娛樂。我們也許從小就是這麽長大的,我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天經地義,掙錢,消費,娛樂。但我們在努力理解彆種人群的時候,回過頭來看一眼自己的生活,難道這種生活真的是那麽自然嗎?真的是天經地義,可以一直這樣過下去嗎?如果我們的社會,從開明的自由的理念開始,最後長成了一箇消費與娛樂至上的社會,可能都等不到極端主義分子來譭滅了,這樣的社會可能自己就把自己譭掉了。

(來源: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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