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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弗洛伊德介紹給簡·奧斯汀會怎樣?”:作家喬什·科恩談文學與精神分析

2021-03-02 15:00:00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我們應如何構想小説與精神分析思想之間的關系?二者最廣大的重合區域,或者説最具價值的交滙點何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文學詮釋有一段值得誇耀的歷史——我們會想起美國學者彼得·布魯克斯的《爲情節而閲讀》(Reading for the Plot)或弗洛伊德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一文。文學家的心理狀況也曾被廣泛地探究——如精神病學家安東尼·斯托爾的文集《卡夫卡與巴爾扎克》(Kafka and Balzac),照例還有弗洛伊德的《創作家與白日夢》。一般認爲,最好的臨床案例研究讀起來應該像一部優秀的短篇小説,文筆要優美,展開要恰到好處,還要能識彆出細節上的微妙變動。

喬什·科恩是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師,也是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文學理論教授,他的新作《如何活,做什麽》(How to Live. What to Do.)旨在追尋一箇更簡潔的答案——或者説一箇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答案。在他看來,小説家與精神分析師類似,都以人類爲關注點,鑒於此,內涵最豐富的小説和最細致的案例研究以及最明晰的理論文章一樣,就好比一座知識寶庫,充滿了與我們的動機和行爲相關的一系列洞見。雖然科恩討論了24部小説里的角色,但他這本書不是談寫作的。書中探討劉易斯·卡羅爾筆下的愛麗絲,厄普代克筆下的“兔子”安格斯特羅姆以及薩莉·魯尼的《聊天記録》的方式,與科恩在諮詢室里和來訪者對談的方式如出一轍,因爲箇案反映某種狀態、階段或困境:青少年的反叛、初戀的困惑、野心的危害、婚姻的不幸以及老年。科恩關心的不是精神分析與小説能否相互借鑒這種問題,而是這兩大傳統聯合或共同爲我們開拓了怎樣的探索空間。

“你能想象把弗洛伊德帶給簡·奧斯汀將會怎樣嗎?”科恩問道,最近我和他在倫敦西北面的肯薩爾賴斯散了兩箇小時的步,那里離他的住所很近。“她會認爲這是滿紙荒唐言,而且荒唐得顯而易見,連評論的價值都沒有。”科恩去年滿50𡻕,身形瘦小,有些不修邊幅。他梳著男孩式的中分頭,胡鬚微白,嘴形嚴肅,雙頰卻有些微鼓,黑框眼鏡背後的黑色小眼珠里透出一股興奮的微光。在闡述自己爲之終生奉獻的課題時,他的談話風格旣直截了當,又帶有一種令人安心的謙抑:後浪漫主義文學、20世紀理論、人類心智。在聊天的時候,科恩屢次提到自己的同代人路易斯·泰魯(當代知名導演,推出過多部針砭時弊的紀録片——譯注),但他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泰魯又有些不同。科恩更強調打破砂鍋問到底,至於自己的提問能激起怎樣的反響,他似乎不太在意。

《如何活,做什麽》

《如何活,做什麽》——與他較早的著作《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及《不工作》(Not Working)一脈相承——由一系列案例研究構成,這些案例來自科恩的諮詢室、箇人回憶、文學和文化方面的蔘照點以及精神分析理論。雖然這本書很簡潔併且略有格言體的意味,但科恩這樣做倒不是在嚐試做普及工作。他先前的《如何閲讀弗洛伊德》(How to Read Freud)一書旨在把玄妙的觀念介紹給廣大讀者,而《如何活,怎麽做》則打算結合時事來鋪陳論題——如隱私權、工作狂和過勞等問題,還有如今很熱門的箇人成長——併揭示其更加宏大的意涵。

科恩的大部分著作都起源於他對某類空間隱喻的厭惡,在他看來,這些隱喻遮蔽了日常經驗的價值及多樣性。他的第一本書《壯觀的寓言》(Spectacular Allegories)考察了現代美國小説與新聞,二者都是他在讀博士時就已經開始關注的話題。某種後現代的觀點認爲,壯觀的事物某種意義上是浮在歷史“之外”以及物質現實“之上”的,該書對此觀點提出了質疑。這本書寫成於科恩從事精神分析之前,他當時甚至還沒有系統學習過弗洛伊德的理論。他説,自己“最沉迷其中的問題向來就是我們直接面對著的、當前的東西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麽”。他談的不僅是無意識的盲點,用他的話説,這本書的標題是從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那里“偷來的”,這位詩人認爲“某種古怪的存在物照亮著世界,而他的詩總是在向這種存在物招手,併設法讓我們看見它”,科恩尤其喜歡這箇觀點。

這聽起來也許有哲學或宗教意味,但科恩想要談論的“神跡”屬於一箇更加混沌或者説更加世俗的范疇。他對“騙人的精神分析所給出的承諾”或是“降臨(descent)到亂局或地獄里的浪漫化想象”都不感興趣,而是勾勒了這樣一幅景象:假如你“在足夠近的距離”觀察,或許能髮現某種東西正從夾縫中“擠出來”。他不時會對“超驗的平凡性(the transcendent ordinary)”所帶來的壓力産生親和感,這令他十分認同弗洛伊德、史蒂文斯和亨利·大衛·梭羅的作品以及其它一些小説。

“根本就沒有深入箇人或社會生活的更本真一層這回事,”科恩告訴我。我們必鬚在自己“一手造就的周遭環境”當中髮現什麽是“真實”——譬如厄普代克所描繪的平淡郊區生活,或弗吉尼亞·伍爾夫筆下的克拉麗莎·達洛維面對的“威斯敏斯特宮的權謀與金錢至上、充滿貴族氣息的倫敦”。在《如何活,做什麽》里,科恩引用了厄普代克的小説《兔子富了》里的一段話,其中談到生活的意義就擺在桌面上,好比一罐還帶著水珠、沒有打開的啤酒。我問他我們是否有必要培養自己用語言表達這層意義的能力。他回答説,語詞上的精確,“和關於某箇對象的數學法則無關。它也許關涉到: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理解力的局限性。”科恩認爲,如果厄普代克再走得遠一點,那這段話可能就“流於我們所稱的矯情了”。

《兔子富了》 [美]約翰·厄普代克 著 蘇福忠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7-8

科恩在其思想中反覆強調現實主義的優點。這在他喜愛小説併推崇家庭生活的樂趣和深度這兩點上表現得很明確,同樣可爲佐證的是,他喜歡康涅狄格州賣保險的史蒂文斯多過濟慈或T. S. 艾略特,鐘情中産階級無神論者弗洛伊德多過更自負也更有激情的卡爾·榮格。科恩主張,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漸進路線和溫和目的——照他的定義就是,“幫助一箇人更好地和自己相處”——提供了一箇替代選項,這條路徑顛倒或逆轉了“在文化和歷史中業已根深蒂固的積極思維”,以及“幸福在自己手中這類傲慢的觀念”。我提到了一種常見的看法,它隱含在認知行爲療法中,家長和老師也是其擁躉,這種看法認爲你可以簡單地敦促某箇人改變做事的方式,他表示,這樣做實質上是“爲衝動再加了一層焦慮”。他坦承道,“它被誤認爲是常識,但你只需稍加檢視即可髮現,這純屬謬論。”

《如何活,做什麽》是一本令人擊節、在多方面均表現出洞察力的書,它主張:在培養出對自己以及他人的好奇心以後,我們便能接觸到某些形式的知識和安慰。科恩還將在2021年下半年推出一部更傳統的精神分析論著《輸家》(Losers),這部短論以失落爲反思的主題,考察了弗蘭茲·卡夫卡和托馬斯·伯恩哈德等案例,還有剛卸任不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此人顯然形成了如下的眼光——或者現實——即選舉的失敗是如此地不堪忍受,乃至於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我問科恩,如果他正好蔘加了聽證會,可能會對特朗普説些什麽。“他當然永遠不可能來這種會,”科恩答道,“這是他行事風格的一部分。他的整箇人格結構都是圍繞著逃避(avoiding)而組織起來的,蔘會就等於承認自己的脆弱性。不過,假如我只是箇隨機髮問的質詢者……我寧可以傾聽爲主。只要察覺到他眼中的世界和世界的本然樣貌之間有任何一絲差異或裂縫,我都會産生興趣。不動聲色地逃避,乃是他整箇總統生涯的標志,更稱得上是一種成就,在這方面你還不得不佩服他。”

在告彆前,我談到了一箇令自己困惑已久的想法——弗洛伊德式的研究方法有一種習慣,會把所有東西都歸結到自己的關切點上。科恩當即承認了這一傾向,併回想起某位哲學家友人曾哀歎每箇精神分析師都不再相信理論或理性的論證,而只關心潛藏其下的“病理學”。我説,最大的風險來自沙文主義——變得像厄普代克小説里的那種堅持認爲住在哈德遜河以西者必定“在某種意義上有毛病”的人。他回答説,“是這樣的,”接著,他的目光又停留在了我面前的一條路上,併補充道:“當然了,紐約是弗洛伊德愛好者們的家園。”

本文作者Leo Robson是《新政治家》首席小説評論家。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