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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撥動全球産業鏈,中國紡織服裝産業如何突圍

2020-07-02 14:09:12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今年是很艱苦的一年,更可怕的是,全球疫情什麽時候結束目前看來還很難講,這意味著紡織服裝行業的低迷期今年可能還不會結束,大概率會延續到明年。”徐啟説。

徐啟在柬埔寨擁有一家工人接近1000名的服裝加工廠,是Zara、優衣庫等品牌的代工商,在工廠基本沒有流動性的情況下,他直言,日子很難過。“柬埔寨政府規定,工人休息期間仍要支付其70%的工資,其中政府支付40%,企業支付30%,柬埔寨的工人工資大約每月190美元,工廠接近1000人,這意味著我每天一睜眼就欠下幾千美元。”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紡織服裝産業供應鏈。紡織服裝産業也是中國制造走向世界的第一張名片,其外貿情況也影響著一大批東南亞的代工企業,徐啟的企業就是其中一員。

全球紡織服裝産業鏈幾近停擺

紡織服裝産業鏈上游涉及天然纖維(如棉、麻、毛)和化學纖維生産,中游包括紡紗、織布、印染,下游包括服裝、家紡、工業用紡織品等最終産品。

在紡織和服裝行業有30年監管和觀察經驗的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國是全球紡織服裝産業鏈最健全的國家。特彆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服裝出口取消了限額,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髮展,中國逐漸成爲全球紡織服裝制造中心。

根據Wind資訊和京東數科研究院的統計,從2001年到2010年,中國布産量從290億米上升至907億米,紗産量從761萬噸上升至3733萬噸,化纖産量從841萬噸上升至4886萬噸,均爲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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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本世紀的第二箇十年,由於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紡織服裝産業鏈的下游逐步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經濟體,而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紡織服裝商品受美國加徵關稅威脅,加速了轉移。”安希説。

徐啟就是在這段時間到柬埔寨辦廠的。他的工廠採用代工生産的模式,從國內的外貿公司拿訂單,從國內進口原材料,利用柬埔寨低價的勞動力做服裝代工,再銷售到海外。

雖然加工工廠有向東南亞轉移的趨勢,但中國仍是最重要的化纖和面料出口國。根據UN Comtrade和京東數科研究院的統計,到2018年,紗線面料出口佔據全球貿易三成,化纖出口佔據全球貿易四成,下游生産國如越南、柬埔寨等均依賴進口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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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服裝行業的主要買手集中在美國、歐盟、日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陰霾下,歐美日市場需求量大幅下降,使得整箇紡織服裝鍊條上的企業人人自危。

服裝外貿企業和加工企業處於被動的狀態。據徐啟介紹,現在服裝加工廠和買手之間很多採用商業信用的交易方式,買手就有很大的空間和不確定性,原來整單整走的模式也變成小批量走,造成成本增加。

紡織企業的付款方式也導致上游的供應商在特殊時期處於一種“不敢生産”的狀態。“紡織服裝類企業的採購是先交貨,貨賣了後再向供應商付款。織布廠要用自己的錢去買原材料、付工資,如果一旦出現退貨,全賠在里面,一些小的織布廠因爲害怕客戶臨時取消訂單,也不敢多織,甚至爲了規避風險,寧可不開機。”徐啟説。

服裝外貿企業“居危思變”

中國是全球紡織服裝産業的中心,紡織服裝行業如何抗擊疫情帶來的衝擊,受到全球關注。

在6月28日的穩外貿工作座談會上,東方國際作爲6家受邀蔘會企業之一,通過視頻連線與總理進行對話。

東方國際是一家位於上海的紡織集糰,也是中國最大的紡織服裝集糰和最大的紡織品服裝出口企業,而上海曾經是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大本營。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是中國紡織最紅火的城市。上海最多的時候有近500家紡織類企業,55萬産業工人,13箇紡織細分行業。當時中國需要大量的外滙購買國際先進的機械設備,上海的紡織服裝行業爲中國出口創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上海已經完成了從生産型到貿易型的轉變。”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1994年以後受産業布局調整的影響,加工類企業遷出上海逐漸轉移到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等地,上海保留了服裝設計和外貿的功能,大量服裝企業的銷售中心仍位於上海。作爲長三角地區紡織服裝産業進出口的龍頭,上海還滙聚了東方創業(600278.SH)、申達股份(600626.SH)、龍頭股份(600630.SH)等一大批服裝紡織類上市公司。

“上海是長三角地區對外貿易的堡壘,在紡織服裝出口受阻的情況下,首當其衝的是上海紡織服裝的外貿企業,進而再蔓延到整箇産業鏈。”安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徐啟合作的外貿公司遍布上海、香港、青島、大連等地,他認爲在服裝外貿方面上海是國內第一位的。“信息最全、流通最快,大的品牌、買手幾乎都在上海有辦事處。上海外貿的好壞影響的不僅是國內的工廠,也影響了東南亞很多代工廠的生産。”徐啟稱。

以東方國際爲代表的上海服裝外貿企業如何轉型思變,將成爲帶動整箇産業鏈變革的重要方面。

安希近年來觀察到,國內不少大的服裝出口企業都在做自主品牌,東方國際、申洲國際都是走在行業前列的代表,Lily、雅戈爾、波司登都是轉型成功的案例。

“首先要實現觀念的轉變,從出口依賴轉變爲髮展國內消費,髮展自己的品牌,趕超甚至取代國外大牌。比如東方國際前幾年已經開始從外銷轉變成外銷+內銷,成功培育了Lily、三槍等品牌,今年幾乎完全轉內銷。”安希説。

轉型的陣痛

不過,轉型併沒有那麽容易,培育一箇品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6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髮《關於支持出口産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鼓勵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支持適銷對路的出口産品開拓國內市場。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瀋建光認爲,從短期疫情的應急情況來看,《意見》的每一項措施都是對紡織服裝産業的利好,減免稅負對困難中的企業是雪中送炭,海關便利化、跨境電商等也會對出口有一定積極影響。

“但是長期而言,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的未來還是要往高端走。近幾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好的跡象。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比較高的紡織機械和化纖的出口開始往上走,真正靠人力的服裝加工已經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貿易摩擦和疫情可能會加快行業的調整。”瀋建光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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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轉內銷、做高端、做品牌是目前而言中國紡織服裝的一條轉型之路,但徐啟從他自身的行業經歷分析,認爲這條路併不容易。

首先,中國人的消費習慣與歐美差異很大。“一名德國男性白領一年襯衫的消費量是40件,而中國高級白領只有10件,消費水平相去甚遠。疫情的到來也改變了人們的消費習慣,人們傾向於節約用錢,爲以後做打算。”徐啟説。

其次,做自主品牌更是投入巨大,比如商場的進駐費用高企、做品牌造成庫存大量積壓、市場淘汰産品滯銷、小批量生産帶來的原料成本升高。

“幾年前,我已經看到有些外貿企業在轉型做品牌,但這其中也面臨很大困難,國內打一箇品牌需要幾千萬元,100家中能有10家、20家出來已經不錯。”徐啟説。

瀋建光也認同轉型會伴隨陣痛,“雖然真正的轉型是很難的,內部市場的競爭會加劇,也肯定會有企業不適應,甚至被淘汰,但也會有企業可能跳出來,成爲龍頭,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在出口疲軟的情況下,如何成功轉型?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認爲,設計、生産貼近中國市場、消費者和年輕人的服裝越來越重要。

“紡織服裝企業要實現在市場細分與箇性化産品供給方面的快速轉型,在技術、工藝與服務理念上創新,在對各箇年齡段的開髮性需求方面下的功夫不夠。例如,上海目前的西裝定制市場需求很多也很大,但是真正能夠滿足高品質需求的企業很少,完全可以加強培訓,留住老師傅,壯大‘國寶級’工藝大師隊伍。”章玉貴表示。

(文中安希、徐啟爲化名)

(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