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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财经观察 | 五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2017-06-26 15:31:00  來源:亚太日报 【返回列表】

作者 徐奇渊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超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是达到了1701.4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稳中趋缓的迹象。不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在海外投资领域,中国企业的身影料将更为活跃。

中国企业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企业刚刚起步对外投资,当时主要考虑是离欧洲、亚洲等目标市场太远,以及欧洲这类市场存在一些贸易壁垒。所以当时对美国企业而言,市场在哪里,企业就到哪里投资。后来日本企业也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不过日本的主要考虑是劳动力、土地这类生产成本上升,于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开始主要布局于东南亚,在这些地方生产完了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

但是,和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最终需求驱动)、日本模式(生产成本驱动)相比,现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不同的特点。

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大量投资于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同时通过并购等手段,中国企业也在获取欧美的专利技术、研发能力,甚至是中高端国际品牌。

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在全球市场寻求国内缺少的资源、技术和品牌,这些东西因正是我们所缺少的、是一种补充。所以有研究者(姚枝仲,2011)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概括为“价值链延伸”。

此外,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格局,也是国内市场生态环境的一种外化。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到海外投资,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国内市场受到了国有企业的挤压、生存空间极为有限,这些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去的。

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则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有的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有的原因则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从短周期来看,由于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导致的资本外流加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当中也隐藏了一部分资本外逃。例如2017年3月,就有高层警告某些企业借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转移资产。

总体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呈现出“价值链延伸”的特点,这和美国、日本历史上的起步完全不同。这样的特点,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关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关系到后面其他问题的回答。

企业海外投资,投到什么地方?

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完备、政府管制较少、腐败程度较低,通常我们将其称之为“制度质量”比较高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理论界都认为,制度质量越高,就越容易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更多地投到这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

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制度质量未必是一个好的解释因素。因为在欧美一些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反而不适应当地环境,表现出水土不服。而在拉美、非洲一些制度质量并不高的国家,却相对比较容易适应。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制度距离”。在这种逻辑框架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会倾向于选择和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

这方面,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林越(2016)博士检验了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行为。有趣的是,他发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不同行业的投资,对制度距离/制度质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机制。

一旦国际经济学家提到“距离”,他们经常会考虑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事实上,这个模型也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投资当中,解释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考虑“制度距离”的因素,也是对引力模型的完善。不过,跨国投资涉及到汇率风险,尤其在一些汇率极具波动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比如赞比亚的货币是Kuacha,有一年这个货币咵嚓一下就贬了50%,导致中资企业蒙受了很大汇况损失。因此,也有研究者加入了汇率风险来分析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李平、于国才,2017)。

从投资空间来看,特定的地区还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比如中非、西非国家,历史上的宗主国是法国。在法郎区时代,各国中央银行均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这个账户,以保证其货币与欧元的自由可兑换,而法国财政部则扮演着法郎区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欧元区诞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与法国法郎直接挂钩,其后改为与欧元直接挂钩,但是这种货币合作机制始终是根本。

和法国在该地区深耕几个世纪的历史相比,中国金融业在该地区的布局几乎是空白,中资企业在该地区投资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就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在这样的地区,中国首先就需要寻求与法国的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来开展国际投资。这个思路也同样适合于中国与英国(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

在欧美发达国家本土投资,中国企业面临的则是另一个问题。除了传统意义上要处理好与媒体、公众、政府的关系,欧美的社会生态环境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在福特考虑出售沃尔沃之初,洛希尔公司(又译作罗斯柴尔德)就担任了这次并购行动的顾问。

得知这一消息后,洛希尔公司很快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吉利,并作为中间人起到了引荐和撮合的作用。在国际并购当中,具有卓著声誉的中间人,也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欧美智库也是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因素。比如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再如中国一家企业收购德国的化工企业,德国人被惊到后,当地媒体采访的就是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再如布鲁塞尔的Bruegel研究所,就经常参加欧盟和各国议会的听证会,参与各种政策辩论。

这些智库不仅是上流圈层的接触平台,也会对公众舆论、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中国的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开始积极加入欧美的顶级智库作为企业会员,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态当中,促成东道国对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在这方面,笔者有幸参与、见证了这一过程。2014年,国内某著名企业和Bruegel的第一轮合作磋商,地点就是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

结合国内金融改革来看企业海外投资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背景,以及和发达国家的深刻不同,就是中国国内仍然处于金融市场改革的攻关阶段。在金融改革过程中,汇率制度改革且进且退,汇率的扭曲引发了外汇交易的扭曲;汇率制度的改革滞后,给资本帐户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利率市场化名义上已经到位,但实质上还有很多事要做;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则是金融市场改革更为基础性的环节。

我们需要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放到国内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在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布局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防范其中的金融风险,如何尽快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配套改革。

政府作为企业海外投资的探路者

从对外角度看,政府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方面:事前探路、事中保护、事后擦屁股。先来看“探路”功能,在很多地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作用至为关键。

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先帮助某国制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先行”做法,全面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规划获批准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目前,其中仅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开行累计发放贷款已经超过1600亿美元。此外,进出口行、中信保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要研究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就必须研究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实际上还涉及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当中,企业部门的直接投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开发性金融、政府主导的对外援助,这三者之间如何进行协调、配合,共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广义上中国国际发展政策涉及到的多个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如何进行有效的协调,这也是一个问题。此外,如何在事前防范或有的风险,这也是官方需要提供的公共产品。

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连续多年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已经在国际范围产生了影响。同时,中信保、国开行等机构也都有相应的评级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也正在启动国际风险评估项目。

政府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环境

除了事前探路,公共部门还要为海外投资提供保护、塑造友好的投资环境。相匹配的军事力量、海外安保,这都是有形的保护措施。除此之外,也需要加强对国际投资规则的研究。在该领域,中国至少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过去中国对外商投资施加的管制、约束条件,现在也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问题。比如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企业的利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汇回,而这也是中国曾经对外国FDI施加的管制。所以,中国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中,要动态的看待自己的利益,结合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趋势来推动国际投资规则的形成。

第二,虽然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去全球化的迹象,但毕竟还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核心平台。而国际直接投资,该体系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全球范围的整体协调,甚至更加是一地鸡毛。

现在全世界有3000多项区域的、或者双边的投资协议,而且每个星期还在新增加3个双边协议,这些协议之间的兼容性也是大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新兴的资本输出国,中国有必要推动全球层面就国际投资规则达成共识,进而为形成普遍适用的国际投资规则创造条件。

这方面的一个进展,是2017年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7国财政部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其中“指导原则”的英文表述是“Guiding Principles”,因此《“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是相关国家达成的共识,虽然并不具有强制力,但是也为进一步形成多边投资准则、乃至规则提供了基础。

政府在收拾残局中的善后角色

相比于事前的探路、事中的保护而言,事后的擦屁股则最为困难。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典型的情况中,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营业收入,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贷款。

因此,如果借款国家的偿还能力出了问题,中国企业的损失实际上比较有限。真正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国金融机构对借款国家的债务可能遭受违约。

因此,事后擦屁股的主要问题就变成了主权债务重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是巴黎俱乐部。这个机构成立于1956年,目前有20多个成员国,它们都是债权国。

可以说,巴黎俱乐部是一个债权人联合讨债、联合制定债务重组计划的机构。对于中国而言,研究巴黎俱乐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是否加入巴黎俱乐部?如果加入,在相关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和重组当中,中国无疑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将有利于中国更好的维护自己作为债权国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巴黎俱乐部成员国也需要遵守一些共同原则,比如,团结、基于共识、有限制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债务处治具有可比性,甚至包括必要的信息共享。针对其中某个原则的可行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所以这个问题仍在讨论当中。

尽管如此,关注巴黎俱乐部还有另一层意义:1956年以来,其主导了86个经济体、422次主权债务的重组,这对于今后中国在该领域的实践,也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目前,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经济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研究,并且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Cheng, Diaz-Cassou, Erce这三位经济学家分析了巴黎俱乐部的历史数据,发现了主权国家债务重组的“三元悖论”。

具体地,在一国主权债务重组的过程中,对于以下目标——经济增长、BOP平衡、财政赤字——任何重组方案都无法同时实现这三者。对中国和其他债权国来说,这项研究的启示是:我们在提出主权债务重组的方案时,更多地是在上述三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与取舍。

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海外投资?以及投资的效果和影响如何进行评估?

这两个问题牵涉很多方面、通常也备受各界关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仅强调一些容易忽视的因素:

其一,关于中国企业怎样进行投资,我们需要研究清楚国际制裁的法律边界。比如,当前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实施SSI标准的制裁方案(和SDN的标准不同,SSI是相对较为宽松的制裁方案)。对此,我们就需要研究清楚制裁的边界,利用SSI标准的一些技术细节和政策空间,在俄罗斯开展经济和金融业务。

如果是这样,不但中俄能够实现双赢,而且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欧美的制裁反而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机遇。反之,如果对制裁标准有误解,过宽和过紧的理解,要么导致中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受牵连出问题,要么就导致中国企业在俄的经营活动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其二,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效果和影响评估,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投资项目本身、企业本身是否赢利。实际上还有更多问题需要关注,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对当地有什么溢出影响?对于其他投资,是挤出效应占主导,还是挤入效应更显著?

再者,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长期来看对中国本土有什么影响?欧美国家积累多年的海外投资,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本国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流失。正是如此,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逆全球化的措施,希望将海外的本国企业吸引、唤回本土。

那么按照目前的势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是否会对国内本土就业产生冲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OECD研究部正在与笔者所在的团队进行合作、共同推进研究。

一种思路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将会对国内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就业产生影响。不过,在上一篇我们已经提到,由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历史上的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不同,以“价值链的延伸”为特征。因此作为一种猜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内就业之间,可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

至此,五个问题我们都已经给出了,问题的描述未必全面,而且也没有给出确定性的回答。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给出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试图给出答案,而是给出理论研究去追赶现实的一些方向。



作者徐奇渊,为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来源: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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