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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基辛格的人際網和他的成功故事

2018-02-12 09:10:00  來源:亞太日報 【返回列表】

作者:陸依斐

21世紀被譽爲網絡時代。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爾·弗格森在所著新書《廣場和高塔(The Square and the Tower)》中分析了網絡的角色。從大腦結構到食物鏈,從等級制到社會網絡,有自上而下的,也有平面髮散的,尼爾·弗格森認爲網絡一直伴隨著人類。網絡可能是權力和變革的真正來源和驅動力,不斷變動的網絡可能改變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認知。

在撰寫基辛格傳記的時候,尼爾·弗格森突然想到了一箇有趣的假設:除了箇人智慧和意願,這位前國務卿的成功是否基於一張兼收併蓄的人際網?這張網不僅包括尼克鬆和福特政府人物,還有那些外國元首、大使、媒體等。於是尼爾·弗格森在新書中分析了推動基辛格走向成功的那張網。現將部分內容編譯如下:

不可思議的崛起

無論你對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的崛起都是不可思議的。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兒時從納粹德國逃至美國。在美國陸軍服役期間,他髮現了自己成爲歷史、哲學和地緣政治學者的未來職業生涯。在冷戰期間,他是衆多進入美國政府的哈佛學者之一。

1968年12月,尼克鬆穫選總統後不久便任命基辛格爲國家安全顧問,這令許多人(包括基辛格本人)感到意外,因爲基辛格曾與尼克鬆在共和黨內的對手納爾遜·洛克菲勒關系密切。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病床上表達了對這一任命的懷疑,“但基辛格是箇教授。你可以讓教授做研究,但你不該讓他們負責管事”,艾森豪威爾説道。

許多人認爲基辛格的成功得益於他和尼克鬆的微妙關系,或是他的學術經歷,或是官僚內鬥,但這一想法可能忽略了基辛格最重要的行爲特徵:當他的同僚們受到官僚等級制掣肘,基辛格從一開始就投入很大精力建立一張四通八達的人際網,不僅包括媒體,還有各外國政府提供關鍵信息的“返回渠道”。

在構建人際網方面,基辛格似乎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在受到尼克鬆任命前,基辛格就把自己的這項才能“磨礪”了很久。因此,尼爾·弗格森認爲,除了學術知識和對政治權力的敏鋭解讀,正是基辛格在構建人際網方面的獨特才能使他成爲令人敬畏的人物。

同時,基辛格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世界格局正從兩箇超級力量的決鬥轉向相互依存和“多極化”的新時代。正如《時代》所説,基辛格是那箇“在對的時間和地方出現的對的人。”

一次偶遇

尼爾·弗格森寫道,與一位東方集糰/社會主義陣營(Eastern bloc)官員偶然相遇——預示着基辛格外交生涯中的最大成就:中美外交關系開啟。

斯大林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使是在20世紀60年代末,當蘇聯人遇到美國人時(當然他們很少會這樣做),他們也不得不保持警惕。

但帕格沃什會議是一箇罕見的例外。在冷戰期間,這些會議的性質更加模糊。蔘加會議的蘇聯學者必鬚事先得到批准。而基辛格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用他標志性的辛辣幽默給蘇聯官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蔘加了幾次聚會。

1966年,在波蘭索波特舉行的帕格沃什會議上,基辛格對蘇聯抨擊中國的行爲感到震驚。“中國不再是共産主義國家,而是法西斯主義”,“美國和蘇聯在防止中國擴張方面有著共同利益。”蘇聯數學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時告訴基辛格。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亞諾夫承認,自從赫魯曉夫髮表非斯大林化演講之後,他沒見過蘇聯政府如此混雜。

基辛格通過帕格沃什會議受邀從波蘭到佈拉格,他在那里遇到了安東寧·什奈達雷克,前捷克在德國的情報頭目,後來是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主任。兩人在維也納舉行的一次年會上再度碰面。安東寧·什奈達雷克直白地告訴基辛格,蘇聯併不是真心實意幫助美國從越南脫身。事實上,東南亞危機可能會成爲“(莫斯科)加強對東歐控制的一箇藉口”。

1967年1月,基辛格回到佈拉格,安東寧·什奈達雷克再次啟髮了基辛格。他啟髮了基辛格思考一箇“從未想到過”的問題:中美是否正在進行接觸。

從捷克人的角度來看,“約翰遜和毛澤東籤訂條約”是一幅令人擔憂的景象,如果中美達成協議,將在歐洲加大對蘇聯的壓力。基辛格很驚訝,但捷克人擔憂的“中美接觸”似乎“真實、深刻”。

長期以來,學者們一直在猜測,是哪位美國戰略家構想了1972年改變地緣政治格局的那場重大事件。看來,首先想到的不是美國人,而是蘇聯陣營的戰略思想家,他們預見到了中蘇分裂後的新世界,在尼克鬆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的四年多前,他們就已經預見到了。

他們的網

基於回憶録材料,尼爾·弗格森描繪了尼克鬆和基辛格的人際網(圖1和圖2);尼克鬆和福特政府的人際有向網絡(圖3)。這三張圖描述了人物彼此之間的關系。在圖1-2中,靠近中心“自我”的節點和區域體現了人物的相對重要性。在圖3中,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相互提及的方向和頻率。

 尼克鬆的人際網

尼克鬆的人際網

 基辛格的人際網

基辛格的人際網

尼克鬆和福特政府的人際有向網絡

這些圖表讓人幾乎沒有理由懷疑誰是尼克鬆和福特時代的重要人物。對尼克鬆來説,基辛格的重要性不亞於他的妻子,基辛格也是兩屆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員。

接下來(圖3),尼克鬆的幕僚長霍爾德曼緊隨其後。白宮顧問約翰·迪安、內政顧問約翰·埃利希曼、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未來總統老佈什和基辛格的助理亞歷山大·黑格(後來擔任國務卿)也名列其中。

值得註意的是“尼克鬆的網絡”和“基辛格的網絡”不同。尼克鬆的總統任期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白宮圍牆之內。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兒,他最常提到的是基辛格、艾森豪威爾、霍爾德曼、約翰·埃利希曼和亞歷山大·黑格(圖1)。

相比之下,基辛格經常提及的40人中只有16位是美國人。他曾多次提及外國政府人物,提及最多的是蘇聯人,包括駐華盛頓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其次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埃及總統薩達特(圖2)。在尼克鬆最常提到的40箇人中,除了勃列日涅夫和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只有一位外國領導人:南越總統阮文紹(圖1)。

當然,有人會説和外國人打交道是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的本職工作,但很難相信前幾任顧問和國務卿也像基辛格這樣經常遠行和談判。

在蔘政期間,基辛格登上《時代》封面的次數不少於15次,他被形容爲“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基辛格的影響力和聲譽不僅得益於智慧和勤奮,還有他與生俱來的連通性,穿梭外交是其中一部分。正如《時代》所指出,基辛格“有一種微妙的等級觀念”,當然還有他的人際網。他的一位朋友説:“很多門都是爲他敞開的”。

等級制弱化和20世紀70年代的網絡強化帶來了許多好處。從基辛格的觀點來看,這些趨勢大大降低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畢竟,這是與蘇聯進行更頻繁對話的核心理由,也是與中國進行溝通的開始。

同時代的人常常把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概括爲“緩和”,他更喜歡説“相互依賴”。然而,生活在一箇更加“相互依賴”的世界里,旣有代價,也有好處。正如佈熱津斯基在其著作《兩箇時代之間》中所指出,由“科技時代”創造的新“全球城”是“一箇緊張、不安、碎片化的相互依賴關系網絡”。

即便是1977年離開美國政府後,基辛格的權力仍然建立在一張跨越邊界的網絡之上,併在諮詢公司基辛格協會中制度化。未來,無論多麽有才華的國家安全顧問或國務卿都難能取得基辛格所取得的成就。

(來源:上觀新聞)